他们一再泼脏水新华社记者这样反击
美西方媒体炒作、歪曲中国游泳运动员因食品污染致阳性事件已持续三个多月,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体育范畴,成为一种政治角力的工具。
面对他国的抹黑,新华社记者马向菲、曹奕博、白旭、韦骅、董意行在巴黎奥运会一线,主动回击,以正视听,为维护中国体育国际声誉与形象冲锋陷阵。
奥运会本该是体育的盛会,然而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却企图通过炒作问题把体育政治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战斗在采访一线的新华社记者没有失声,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这场舆论战中采取主动,给予回击。
巴黎奥运会开幕三个月前,中国游泳选手因食品污染致阳性事件被国外媒体曝光、反复炒作。
此次风波始于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发表的文章《23名中国游泳选手东京奥运会前阳性》,美国《》以及德国ARD电视台随后跟进,来自英美德法澳多个西方国家的媒体“群起围攻”。
7月25日,报道团大部队抵达巴黎第三天,世界反机构(WADA)召开新闻发布会,可以预见这将是一场备受关注、充满火药味的发布会。果不其然,当天记者人数众多,话题中心只有一个:中国游泳选手阳性事件。
来自美英德澳等国家的记者轮番上阵,360度全方位围攻世界反机构,德国ARD记者甚至激动得不停打断发言人说话,表示要开启现场辩论。
世界反机构面对记者反复提及的“为何不深入调查”“目前反体系是否不透明不公平”等早已解释过的问题,只能一遍遍重复解释,内容毫无新意。
我认为此时是抛出自己的问题,为中国运动员喊不平的时机,于是赶紧举手提问:“中国游泳选手在奥运会前不同寻常的大量检测是否必要和合理?中国选手的信息遭到一些媒体泄露,那么泄露私人信息是否合法?WADA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听说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大部分运动员直到比赛前一个月才进行符合WADA标准的尿检,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面对这样明显不公平的操作,WADA未来计划做些什么?”
听到我来自新华社,坐在前排的记者纷纷回头,隔空“对战”几个月的对手终于在今天见到彼此真容。
WADA主席班卡以及秘书长尼格利在听到我的问题后似乎来了精神。班卡解释了大量检查的目的和意义,并批评美国反不力,绝大部分运动员不受《世界反条例》限制。
就在记者们又纷纷举手想要提问时,尼格利赶紧补充:“你刚才还问了信息泄露对吧?”然后他发表了一些评论,指出泄露运动员信息的行为涉嫌违规甚至违法,这已引起其他运动员的担忧。
新闻发布会结束,德国ARD记者意犹未尽,想采访我。我没有理会,匆匆回到工作间,写下了《中国游泳选手信息泄露引发运动员担忧》一文。
这篇文章的中文版被近200家媒体采用,英文版则超过330家。来自美、澳、日、新、加、南非等国的数百家媒体遍布全球,新华社的声音传到了全世界受众的耳中。这也表明,许多外国民众渴望看到不同于美西方媒体的观点,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巴黎奥运会报道期间,我临时接到发布会通知:8月2日,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保罗·加索尔将会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定于早上九点半举行。推开发布厅的大门,我最先感到的是错愕——能容纳至少100多人的罗纳发布厅只有寥寥数名记者。
而发布会的主角加索尔何许人也?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名人堂球员、代表西班牙男篮征战过五届奥运会的篮球巨星,妥妥的“顶流”。
环视四周,多数记者在用西语交流,其余为少数法国本土记者和美国、日本主流媒体记者,新华社是现场唯一一家中国媒体。
发布会就像一场比较“谁能问出大新闻”的媒体比赛。彼时,我脑海闪过一个念头:问问加索尔对中国游泳选手接受频繁的检测,且检测数量远高于其他国家选手的看法。
加索尔回答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原因有三:其一,以加索尔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的知名度,他回应中国游泳运动员频繁接受检测一事会产生较大的流量和关注度;
其二,加索尔曾代表西班牙男篮参加2004年雅典到2021年东京之间的五届奥运会,可以从运动员视角分析此次事件;
其三,加索尔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欧洲杯在线直播帮助运动员配合WADA接受检测是该机构参与的主要活动之一,若加索尔作答,则代表了国际奥委会的声音,分量很足。
发布会开始后,我在合适的时机向加索尔抛出了这个问题,他明显对这个话题有着充分的了解,给出了接近五分钟,较为详实的回答。
作为权威发言人,加索尔尊重事实的回答维护了中国游泳运动员和WADA的形象,同时,他也礼貌地驳斥了美西方将体育政治化的不实报道。
我感觉像“打了一场胜仗”,这场“媒体比赛”的战况也反映在了现场记者的动作上——前排的欧美记者在加索尔回答的过程中频繁回头寻找我。
这场发布会,我感触良多。首先,作为中国媒体,在大场面下要有责任意识,敢于提问、敢于发声才有机会引出涉华的正向声音。其次,要在采访前做足功课,明白受访者所处的位置,对他知道什么、他代表什么和他能说出什么有一定的预期。最后,还要把握提问的时机,给受访者“热身”的时间,但也不能拖得太久。
到巴黎后,我和马向菲搭档上白班。她是负责采访的记者,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处理过几次这方面的稿子后,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对于美国媒体和反机构多次炒作、歪曲2021和2022年涉及中国游泳运动员的食品污染事件,我们一直商量着应该做点什么。
8月7日,时机来了。WADA发布声明称,美国反机构(USADA)拿着规则“抠字眼”,在指责别国反机构的同时,掩盖、纵容本国的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违规的选手未被禁赛的现象。
发布会围绕科技主题展开,现场提问的人并不多,我第二个获得提问机会。拿过话筒,按照事先想好的措辞,我向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问道:“世界反机构不久前批评了美国反机构违规,请问您有何看法?”
几分钟后,确实没有其他问题了。主席台上,两个回答科技问题的嘉宾离场,发言人示意我提问。这次我先大声地自报家门:“我来自新华社。”接着又把问题说了一遍。
他表示:“国际奥委会一直保持着与WADA等方面的密切合作,未来将继续保持,以确保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反体系。”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中国记者把问题问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可以让发言人及他国记者看到我们对此事的关注。
我们深知,在这种国际场合,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声音,如果我们不发声,我们背后十四亿人的声音更难以被听到。
稿子虽短,但不到一天时间就在新华社客户端上获得超过50万的浏览量。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转发后有不少网友留言,其中有人说:“好事,记者不再沉默。”
西方媒体在世界舆论场中占据强势地位有多方面原因,不会在一天之内改变。我们要做的,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不是任由西方国家污蔑指责。
尽管世界泳联和世界反机构已多次作出澄清,但在巴黎奥运会上,依然出现了西方媒体频频刁难汪顺、张雨霏等中国运动员的情况。
另一边,美国田径运动员奈顿在今年3月26日的赛外检查中被发现类固醇(群勃龙)阳性。而美国反局(USADA)在巴黎奥运会国内预选赛开始前突然作出决定,宣称奈顿的阳性结果是由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起的,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同时允许他最终代表美国参加巴黎奥运会。
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豁免?如何评价USADA的工作?USADA是否存在“双标”?作为一名至今“疑点重重”的运动员,奈顿是否会对这些问题大方回应?
8月7日,美国选手奈顿、津巴布韦选手玛卡拉乌、利比里亚选手法恩布拉(从左至右)在比赛中冲线。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由于奈顿在比赛中排名第四,无法参加只有前三名才能出席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媒体混采区成为我提问奈顿的唯一机会。
比赛结束,我第一时间走进混采区。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看到美国队的贝德纳雷克身披国旗与记者们侃侃而谈,看到新冠检测呈阳性的莱尔斯戴着口罩向媒体介绍自己的情况,可唯独不见奈顿的身影。
苦等无果,我向一位美国队的工作人员打听了奈顿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他已经离开了,没有在此停留接受采访。”
8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队只有贝德纳雷克出席。数次举手后,新闻官终于给了我们中国记者提问的机会。
“您如何看待USADA对于奈顿的处理方式?”“您觉得这是公平竞赛吗?”“您是否注意到中国反的声明?”
8月9日,国际奥委会在主新闻中心召开巴黎奥运会期间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通过几次大赛一线报道,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新华社体育记者,不仅要在大赛期间做好赛事本身的报道,更要牢记新华社记者的职责使命,做好体育国际舆论引导。
巴黎奥运会期间,争议不断发酵,引得各国媒体争相报道,WADA、中国反中心、USADA等反机构也相继发布声明。
我意识到这次新闻发布会是让国际奥委会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此表态的最后时机,下决心一定要抓住此次机会。
发布会上巴赫接受媒体记者提问环节一开始,我就向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举手示意,在几轮等待后终于获得了提问机会。
我向巴赫提出:“WADA表示USADA违反了《世界反条例》,允许多名违反药物规定的运动员在不受处罚的情况下继续比赛,以换取他们提供其他违规者的相关信息。国际奥委会就这一事件的立场是什么?是否会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对此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再次重申,已将所有的反系统委托给ITA和WADA,国际奥委会承认WADA是反领域的最高权威。因此,国际奥委会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个别的案件,WADA才是负责决定的机构。”
在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量远大于中国媒体。也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发出中国声音,以专业、客观的方式在国际舆论中进行有力驳斥,在国际舆论场占得先机。
从美西方媒体开始炒作中国游泳运动员到现在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其间新华社记者也用手中的笔战斗了三个多月,为维护中国体育国际声誉与形象冲锋陷阵。
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体育范畴,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之一,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斗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作为中国记者,我们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出我们的声音,努力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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