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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数字时代的新闻回避:内涵、动因与启示

  无插件直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用户主动回避新闻,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成为当前全球媒体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根据路透新闻研究院2022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的93000多名在线新闻消费者的调查,表示自己经常或有时刻意回避新闻的受众比例在许多国家急剧上升,受访对象中约38%的用户报告了自己回避新闻的行为,这一数据较2017年上涨了9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亟需厘清新闻回避的内涵和动因,反思新闻回避给新闻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不同用户可能采取不同的新闻回避策略。有的暂时远离全部或部分新闻内容,有的则在回避新闻的同时寻找替代性信息;有的是短暂的阶段性回避,有的则是长期的、周期性的回避。鉴于此,笔者从用户行为意图、回避时间长短、回避程度强弱三方面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新闻回避。

  1.就行为意图可分为“有意回避”和“无意回避”。有学者提出,新闻回避是指在连续一段时间内,用户由于不喜欢新闻内容或更喜欢其他类型的信息内容(比如娱乐性信息)而出现的低新闻消费。前者被称为“有意新闻回避”(Intentional news avoidance),后者被称为“无意新闻回避”(Unintentional news avoidance)。这种分类从用户回避新闻的原因出发,落脚在用户的行为意图。“无意回避”描述了信息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新闻业与其他信息行业激烈的注意力竞争境况,体现了新闻业、用户与其他信息行业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为凸显用户的行为意图,聚焦新闻业与用户的关系,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关注重点放在“有意回避”上,即将新闻回避视为用户的一种主动躲避行为。

  2.就回避时长可分为“周期性回避”和“特定情境下回避”。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2023数字新闻报告》基于过往对新闻回避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两类新闻回避:一种是“特定情境下回避”(Specific avoidance),即短期的、间歇性的新闻回避;一种是“周期性回避”(Periodic avoidance),即长期的、习惯性的新闻回避。约一半的受访用户会周期性地回避大多数新闻来源,即在遇到新闻内容时“简单粗暴”地关闭接收渠道,比如,切换频道或直接在平台上划过去不看,这些人中很多是年轻用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另一部分人则采取了一些更明确的行动来回避新闻,比如限制一天内新闻消费的次数和消费场景(如关闭手机新闻提醒、睡前不查看新闻内容等)以及回避那些令人情绪低落或增加焦虑的特定新闻线.就回避程度可分为“协商性回避”和“激进型回避”。在回避程度方面,回避者们也存在差别,已有研究区分了“协商性回避”和“激进型回避”两种回避策略。“协商性回避”指用户在面对平台和机构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时,表现出管理和策展自己的“新闻套餐”(News diet)的更大自主权,比如,关闭弹窗推送,减少或取消部分新闻订阅,降低非必要联网时间等;“激进型回避”则指用户在特定时间内或特定议题上完全关闭接触渠道以拒绝主流新闻议程。

  多种因素导致了新闻回避现象的出现,其中既包括新闻内容本身的问题,也涉及用户新闻消费习惯的变迁和对媒体信任的下滑。

  1.负面消息主导的信息过载引发了用户的“情感耗竭”。新闻回避很多情况下由情感驱动,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过载的、负面信息主导的媒介生态给用户带来了恐惧、阴郁、焦虑、紧张、疲劳倦怠等负面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消耗。鉴于此,面对平台上泛滥的虚假信息和众声喧哗下的观点极化,“情感耗竭”的公众一方面会更偏爱令人振奋、使人开心的消息,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回避新闻,采取“断联”这一对抗性自我保护策略。

  2.对媒体信任下降、对政治缺乏兴趣是用户消费新闻的重要障碍。许多用户回避新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为了推销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提供有偏见的甚至虚假的报道。此外,历时性研究也表明,政治兴趣大小会显著影响人们的新闻消费习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通常新闻消费意愿较低。对政治的兴趣水平与用户的受教育程度、经济实力、社会阶层等多种因素有关。

  3.“偶遇式新闻消费”降低用户主动关注新闻的可能性和意愿。目前依据用户画像和用户过往信息消费行为进行资讯推荐的算法式新闻分发平台日益普及,使用户的新闻消费呈现“偶遇化”趋势,即日常的信息消费场景多表现为“新闻找到用户”(如弹窗推送、热搜话题推荐、好友圈的信息分享等),而非用户主动进行信息搜寻。虽然这样的技术赋能使每个人的新闻套餐都更加定制化,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用户主动消费新闻的可能性和意愿。此外,如果用户对非新闻内容的偏好被算法持续强化,新闻在其信息流里“无意展露”的概率还会进一步降低,影响用户开拓新闻消费视野。

  4.新闻内容的低相关度及复杂性易导致低新闻消费意愿。很多主动回避新闻的用户认为新闻与自身的相关度不高,或未覆盖自己关切的议题。此外,复杂的信息环境、难于理解的新闻内容也给个体用户特别是青年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带来了较高的认知成本,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用户的选择性新闻回避。

  新闻回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新闻生态,但也促使人们更加关注新闻的接收端和接受效果,重思数字新闻业在面对公众的冷漠、拒绝和消极反抗时,如何转换范式,做出改进,更好地发挥自己连接社会、增进团结、维系和促进民主的功能。具体而言,新闻回避至少在报道目的、报道内容、报道基调、报道思路等方面为新闻业提供了反思契机。

  1.报道目的:聚焦问题揭露还是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新闻回避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当前负面消息主导的新闻议程的一种拒绝和反抗,这是因为许多用户觉得消费令人沮丧的新闻议题没有赋能自身,反而却让自己感到更加无力和焦虑。

  常见的新闻议程通常包含冲突、危机、死亡、灾难等负面因素,这些看似消极负面的报道恰恰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在进行新闻选择和价值判断时十分看重的一些经典价值元素,如冲突性、负面性、灾难性和重要性等。因此,新闻回避实则反映了一种深层悖论,即记者们通常认为重要的新闻议题可能正成为人们远离新闻的理由,新闻回避的普及也进一步扩大了“记者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和“读者需要什么和喜欢看什么”之间的裂痕。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应对新闻回避,人们需要重思数字时代新闻的定义和价值要素。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虽然依然建立在时新性、明确性、影响力等经典价值要素的基础上,但受数字技术条件的影响,透明性、互动性、建设性、沟通性、需要性等价值要素逐渐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可。新闻回避现象正好为人们更新并践行一些内生于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提供了契机。

  实际上,近年来全球新闻业已经掀起了一股类似的反思潮流,比如,相较于过去强调观点与话语冲突,认为“流血就能上头条”的西方传统新闻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成了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的热点。建设性新闻正是回应读者对“记者只报道问题和争议但却不提供解决方案”以及“过多的负面消息让人感到悲观无助”的抱怨,通过积极向上的正面报道给人以希望、力量、知识和帮助,增加他们对不确定生活的掌控感。即使是偏负面的监督性报道,其目的也不是单纯地揭黑揭丑或批评批判,而是为了超越表象,深入挖掘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为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提供策略和建议,实现提振信心、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维护稳定的建设性效果。因此,新闻回避新语境下,需要以更加多元生动的新闻叙事,关注和纾解受众负面情绪,平衡好正面报道和监督性报道的数量,做到舆论表达、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统一。

  2.报道内容:关注例外和罕见的现象还是关心日常生活?研究表明,考虑到数字时代许多用户越来越依据私人化的内容偏好、审美趣味、个人经验、生活及情感需求等进行新闻内容选择的现实,在应对新闻回避时,有必要让新闻与用户更相关、对用户更有用。这实则涉及了报道内容调试。

  在西方传统新闻理念中,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媒体需聚焦那些“耸人听闻的”“不寻常的”报道题材,比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这种类型的新闻有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报道与用户的日常生活脱嵌,有用性与相关性不高,这也会促使用户回避新闻。

  缓解新闻回避“症候”虽然并不意味着要显著降低“硬新闻”的比重,因为重要的公共事务告知仍然必要,但传媒行业也需考虑将新闻议程扩大到一些更温和、与人们构建美好生活更紧密的话题,从而使新闻在个体层面上与受众更相关。例如,近年来,覆盖旅游、时尚、休闲、健身、艺术等多样话题的“生活方式报道”(Lifestyle journalism)日趋流行,其主打服务性理念,致力于提供“用户可以使用的新闻报道”(News you can use)。实际上,为了凸显报道价值,越是平凡的话题就越需要记者的深入挖掘和洞见以及专业人士的充分解释和分析,而非简单的信息告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新闻变得更易于理解。晦涩难懂、增添疑惑正是人们回避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因。

  3.报道基调:秉承客观中立还是追求真诚共情?新闻回避提醒业界要提升对新闻“传—受”过程中情感因素的关注。20世纪以来,以搁置个人情感与利益为目标的客观性构成了许多专业新闻机构的核心原则、规范价值与道德追求,客观性报道也渐成新闻行业的主导范式。但近年来,除了学界对客观性原则的教条化进行反思外,新的技术语境、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呼唤新闻界以报道为桥梁增进与用户的情感联结。

  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动力”,“情感转向”已被许多人视为“探讨数字新闻受众理论的认知基础”,在此背景下,作为数字新闻业核心专业理念的“介入性”正取代客观性成为“新闻与社会变迁之间新的纽带”,其重要内涵就包括 “情感对新闻实践的介入”,即“新闻传播活动不应完全回避情感表达,而应通过采纳积极的情感叙事策略来动员受众参与社会事务,实现对情感要素的建设性使用”。在上述“介入性新闻”(Engaged journalism)理念的影响下,已出现了一系列挑战传统客观新闻学、融入情感要素的创新实践,包括解释性新闻、叙事性新闻、建设性新闻等。这些实践探索被视为新闻回避的可能性解决方案,即“客观中立”不再是数字时代媒体唯一的合法性叙事方式,真诚共情或许对挽回主动回避新闻的情感公众来讲不失为一种可行策略,这本身体现了新闻业的人文关怀。

  4.报道思路:坚守传者本位还是转向用户本位?新闻回避现象促使人们进一步提升对新闻接收端特别是用户接受行为的关注。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发展,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平台和渠道不断增加,信息市场出现了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的鲜明趋势,即用户在信息消费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他们既可以选择,也可以回避;既可以参与,也可以断联;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比如,用户可以通过调整隐私和个性化设置来策展自己的信息流,甚至通过关闭朋友圈、关停社交媒体账号等行为来提升时间掌控感。

  鉴于此,媒体需要认识到,单纯地搭平台、扩渠道已然不够,要在新闻触达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新闻接受。特别是面对新闻回避语境下用户的失望情绪和抵触行为时,正视用户的地位及与之相关的新型接受文化,进行由传者本位到用户本位的报道思路转变十分重要。具体而言,媒体要充分考虑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心理特征,在调研其新闻获取需求和偏好的基础上灵活调试报道对象、报道视角和报道方式,以提升用户的新闻获取意愿,动员用户的新闻参与。此外,这种报道思路的转变也意味着,用户不再是被动接受新闻的受众,在技术可供性不断提升和介入性新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他们有能力进行知识分享,有潜力成为新闻事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冷漠回避者,当然,这需要媒体更加充分地挖掘用户价值,不断连接用户和动员用户。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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